汤一介三看
文章摘要：北京时间9月9日晚8时56分，著名哲学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逝世，享年87岁。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，并以近八十高龄开创我国规模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《儒藏》工程，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。
北京时间9月9日晚8时56分，著名哲学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逝世，享年87岁。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，并以近八十高龄开创我国规模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《儒藏》工程，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。
过去数年中，围绕着《儒藏》编纂、“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”、解读“钱学森之问”等话题，《羊城晚报》曾数次刊发对汤一介先生的长篇专访，与先生渊源深厚。今日，本版特编发此文，以表达对汤一介先生的深切追思。
汤一介说，1949年以后，他欣赏的人文学者只有两位：一为费孝通，一为冯契。关于费孝通，汤先生说：“特别是费孝通晚年，他并不高调，他比较低调。但是他提出的三个思想：多元一体、文化自觉、文明共存，我觉得对中国讲应该有很大的影响。”关于冯契，汤先生说：“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鲜明的特点。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，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，还有西方所谓的‘分析哲学’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。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‘性与天道’的问题。”
费孝通是汤一介的长辈，乃著名的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民族学家、社会活动家，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，曾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政协副主席。费孝通晚年低调而务实，我想，与他多年的“右派”生涯有关。汤一介欣赏费孝通，在于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共鸣。比如，他多次引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阐述：“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‘自知之明’，明白它的来历、形成过程，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，不带任何‘文化回归’的意思，不是要‘复古’，同时也不主张‘全盘西化’或‘全盘他化’。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，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、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。”
冯契也是汤一介的前辈，为著名哲学史家、哲学家、美学家、教育家。冯契早年就是一个革命者。他1935年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清华，师从金岳霖、冯友兰攻读哲学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清华南迁，他在长沙临大投笔从戎，去了延安。1939年，又回西南联大复读。建国后，长期在上海执教，有“主东南哲坛”之誉（何炳棣语）。1995年，汤一介读到冯契的《〈智慧说三篇〉导论》，赞叹冯先生“熔铸古今，会通中西”，成一家之言，走的是一个大学者的路，是“世纪末中国最应注意的哲学家”。
汤一介出身名门：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，以“事不避难，义不逃责”传家；父亲汤用彤是民国大学者。汤一介读的是北大哲学系，毕业后留校。在毛泽东时代，汤一介自谓只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“宣传员”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他才痛感“今后不能听别人的，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”。那么，他是怎么思考的呢？
在《我的哲学之路》一书中，汤一介把自己的哲学思考概括为：“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的哲学，这种合一的思维模式当然有其意义。中国的普遍和谐观念，讲自然的和谐、人与自然的和谐、人与人的和谐、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四个层次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’。‘万物并育’和‘道并行’是‘不同’；‘不相害’、‘不相悖’则是‘和 ’。这种‘和而不同’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。”
1983年，第17次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。汤一介以《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》为题，作了发言。汤一介提出，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“天人合一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情景合一”上来探讨。刘述先在《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》中说：“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，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，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。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‘天人合一’、‘知行合一’、‘情景合一’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，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。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，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，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。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，历久不息。”
汤一介认为，由“天人合一”及其派生的“知行合一”、“情景合一”，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的思维模式“体用一源”，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，这就是“普遍和谐观念”、“内在超越精神”、“内圣外王之道”。
八十年代而后，汤一介陆续撰写的学术著作，如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、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》、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》、《在非有非无之间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、《和而不同》等，都是围绕上述命题与理论展开。
汤一介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哲学家吗？对此，他本人绝对不承认，并讳言自己是哲学家。2009年年底，汤一介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自己从来不说我是大师，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大师，而且自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看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起‘大师’的学者。”
撇开大师不谈，说汤一介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，则是确定无疑的。
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，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大家。汤用彤早年留学于哈佛，与陈寅恪、吴宓一起被称为“哈佛三杰”。归国后，长期在大学执教。此前，也就是1919年，胡适出版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只有卷上，卷下难产，始终未见消息——据说，胡适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。这是一个“关卡”，是空白。汤用彤知难而上，1930年，他完成《汉魏两晋同北朝佛教史》初稿，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。1938年，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公开出版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。汤一介在父亲身边长大，并一度给父亲当助手，耳提面命，耳濡目染，造化自然异于常人。譬如，1983年，汤一介的学术发轫之作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，就是沿着父亲的脚印往前走的。
汤一介出身北大，执教北大，这是一个很坚实的背景，一个令人仰望的平台。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，集中了冯友兰、张岱年、梁漱溟、季羡林、李泽厚等一流学者，这也是一个领潮流之先的大舞台。
进入21世纪，汤一介在主编“中国文化书院文库”、“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”、“道家文化研究丛书”、“国学举要”等大型丛书的基础上，发起并主持了《儒藏》编撰工程。汤一介认为：“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那么大的作用，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，那么就不应该只有《佛藏》、《道藏》，而没有《儒藏》。我们要编撰的，是一个可信、可用、规范、传世的版本，至少在一百年内，可以供各国学者利用它来作研究。”这项工程，是2002年提出，2003年教育部批准，2004年正式实施，迄今已出版了数十本，全部完成，则要330本之多，可见工程浩大，任务维艰。
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，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，也是家学渊源，学贯中西。“反右”运动中，乐黛云沦为“极右”，“文革”中，汤一介沦为“黑帮”，夫妻俩风雨不改，相濡以沫。汤一介晚年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：他上大学时，因为读了伏契克的《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》，精神境界得以升华，从而更加热爱生活、热爱人类。那本书是乐黛云借给他的，因而也加深了他对乐黛云的爱情。
据汤一介自述，小时候，因为生活动荡，颠沛流离，他的学习成绩不好，留过两级。唯有体育是强项，小学里比赛，他的立定跳远和五十米、一百米短跑，不是冠军，就是亚军；在西南联大附中，体育稳居全班第一。
汤一介先生大事年表
●1927年，出生于书香门第。
●1947年，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1951年毕业。
●1952年，和乐黛云结婚。
●1966年，“文革”开始，被终止讲课资格，下放干校。
●1973年，加入“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大批判组”（即“梁效”写作班子），曾任材料组组长。
●1978年，“文革”结束后经过清查，彻底平反。
●1980年，53岁时恢复了讲课资格，教授《魏晋玄学与佛教、道教》。
●2002年10月，向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提出编纂《儒藏》的构想，得到张岱年、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。
●2010年6月29日，出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。